最忆是云安之二 盐厂十四灶下河 先父廖厚学(xǐo)抗战胜利那年14岁离开私塾自求生路时就一直在盐场(厂),最初从拽水开始,之后押过船、打过铁、拖过煤,后来进入灶房熬盐至退休。那时盐厂的人大多把他您儿的名字叫成“廖huī xǐo”了。父亲拽水、押船、打铁、拖煤,我都不曾见过。至今仍留存在我脑海里比较明晰的最早场景可以准确的说是1976年冬。之所以肯定是1976年冬,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在云安只下过那一场一直淀到河边的大雪,而我留存在头脑里最早的影像就是楼门口白白的积雪。 那时我还没满4岁,或者说快满4岁了。当时,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只带了姐姐和妹妹去奉节西坪上永红社外公外婆家。现在想来,大概是留我给父亲打伴儿。一天醒来,记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只记得楼门口的石头梯子、石板以及旁边银行和对面谢家的瓦屋顶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白白的东西。我独自跍(客家话[海陆腔]gū,蹲貌)在大门口看了很久的稀奇。玩没玩呢?已记不得了。父亲没在身旁,也许是下了夜班还在补瞌睡。第一次见识也不知道是莫子,后来才晓得是雪。 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感觉特别孤独。后来听妈妈说,之前家里的桩尾儿(断了尾巴的狗就叫桩尾儿狗,遂以此为名)被隔壁银行的袁简明用拌了耗子药(yǒ)的猪脑壳肉(rú)痨(nào)死了,隔壁邱家磨坊的魏婆婆就拿去同姜银开外婆谭德淑婆婆的一头死猪合葬在邱家(gā)磨坊后院堡坎儿上的一棵花椒树下。听说第二年花椒结得特别好。后来每次走过那里我都会想起它,但现在已记不起它的样子了。之后家里就不再养狗了。后来,靠近水井那头李政兵家的花儿倒跟我很亲近。估计李政兵是没有几个人记得了,有关他的悲剧且容我以后再述。 其实那个年代,国人普遍渴望补充身体亟需的动物性脂肪和蛋白质而往往不能,因为正常情况下不论城乡所有猪只的死刑执行都必须事前取得ZF主管部门签发的屠宰许可批条,猪肉的流向也必循指定的渠道,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对待的事儿。 那些意外夭折的猪却成了某种意外。人们对待这种意外就很少有意外——谁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它白白葬入泥土之中呢?人们更热切地期待将它葬入饥饿的口腹之中。一旦某种意外真的不幸降临到一条猪的身上,主人在懊丧之余首先得打起精神给它洗个猪生唯一的一次热水澡,再刨尽它全身的黑发显露出白瓜瓜的酮体,俨然一条白皮猪,接着开膛剖肚掏尽五腹六脏,打理干净之后再大卸八块,放入三水锅里柴火旺煮至断红。到了这一步,除留下少量补偿自己和家人因之受到的身心伤害,其余大半还是得用竹篮diā(白丫勺,用手提)或者担到街上忍痛卖几个钱是几个钱——也多少能部分挽回这笔重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 父亲遇见了就忍不住会带一块儿这种不用肉票的朒(gǎ)朒回家。从酸咸菜坛子里抓起一把泡姜、泡椒和酸萝卜或者把把蒜儿(藠头),将荤素都改了刀,一起倒进热锅里翻炒片刻,然后掺半碗水扣上木盖淡淡儿焖一下以保证熟透,侧耳倾听,嗞嗞作响时再掀开锅盖,用锅铲挑一片尝一尝,适逢冬春两季的话还可以撒一把寸断的蒜苗儿翻炒均匀,最后起锅盛入鼓子。一家子盯着都不免口舌生津:成菜色泽艳丽鲜亮惹人爱——热气腾腾脂香四溢诱人涎——夹一大箸~送入口中——口感脆嫩层次丰富有嚼劲儿——滋味咸鲜酸辣爽口头不闷——真正难得的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啊——兼之分量又足,实在难以停箸,比十天半月才举行一次的牙祭还要痛快满足!这是那个半饥饿岁月里少有的饱足体验。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头猪被谭德淑大姨埋到花椒树下? 那时节,每人每月才一斤的肉票。我家5口人,一个星期总共都才斤把儿盐板板肉。那年头儿,你要是遇到什么开心得不得了的事儿收都收不住,别人就会问你:“你今天遇到莫子好事哟?比吃朒朒都还高兴!” 时间来到2023年,当年中国肉类产量(含猪牛羊及禽类,不含水产类)9641万吨,以占世界17.4%的人口拥有世界26.49%的肉量。水产(包括鱼虾贝蟹及海藻类)产量71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0.11%。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仅为23.5公斤,比2014年的36.8公斤下降了36%。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已经从以猪肉为主转向了多元化的肉类消费。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已经从2014年的63.3%下降到2023年的49.1%。 每天,我随父亲听着陕西牮楼的铜钟声和罗汉山的会(wèi)时声(最初是抗战时期的防空警报,后来用作盐厂上下班的汽笛)到位于球场坝下方拐角处的十四灶上班。他换了劳动布衣服?脚打裤的去熬盐,我穿着套了闷衫的花布旧棉袄坐在炭火堆旁的节节石上烤火。 云安盐厂官方正式名称为云阳县盐厂,1953年元旦成立之初全称“四川省国营云阳制盐厂”,属省级地方国营企业,隶属四川省工业厅。我保存至今父亲当时编号为428的椭圆形金属厂牌上红字依然鲜艳。后来,多次逐级下放到云阳县工业局主管,才改厂名为云阳县盐厂,本地人都称云安盐厂。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是当时下川东少有的中型国营企业,更是云阳县最大的企业。 云安盐厂的组织机构随时代而变。至1975年6月20日,内部组织结构再次调整后,设立行政、保卫、生产技术、劳动工资、供销、财务会计6股(后股改科)和保健站(后升格为职工医院),制盐车间分成一、二车间,还有机电车间(后改成机修车间)和辅助车间(后改设建筑工程队)。到八〇年代,因应经济形势变化,先后设立了渣砖车间(后改成建材车间)、安全股、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粉丝车间、劳动服务公司等等。无论怎么改变,核心部分当然是制盐车间。 云安盐场的盐灶形制,初始以来直至清乾隆廿四年(公元1759年)都是采用的一灶一锅。之后引进“浇垄法”,用泥砖垒成“垄”形,是为垄灶,清末民初,将垄身加长改成一灶四锅。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改垄灶为田灶,再次加长灶身,安锅6口或8口,田灶结构分为下硐、锅门子、灶膛、烟巷和田等。1951年夏,开始拆除田灶,修建巡回火管灶,同时试建小塔炉灶。1955年底,又开始将巡回火管灶改成双塔双硐的大型塔炉灶。1964年,因钢板平底锅比铸铁圆锅传热快、容卤更多,各灶烟巷上全部改安钢板平锅,定型23座平锅灶生产。到1976年还有19座。 十四灶就是由双塔双硐的大塔炉灶改进的平锅灶。一个灶有独立的两排,又称之为两条河。每条河都有下硐、锅门子、灶膛、烟巷和结构颇为复杂的塔炉,再与周边的出塔卤池、出塔卤脚滤凼、出塔卤脚滤池、加石灰乳净化卤水桶、浸泡冰土储桶、滤干卤脚桶、澄流苦卤盆、冷盐仓、白水池等一系列附属设施统合成一个完整的制盐单元。 从地面观察,在下硐之上建楼,方丈大小,称为“锅门子”,也称“狮子楼”,是堆放煤炭和生火工站立上煤进灶的地方。侧旁设白水池一个,用于煤炭拌水;锅门子后垒筑燃烧面积2.5平方米的灶膛(炉床),底部架设铸铁炉桥10根,通风面积1.84平方米。其上纵向安放两口直径1.75米的特大铁圆锅,之后的烟巷上亦纵列6口用钢板焊接的平底锅(故此称作平锅灶),后面再安一口直径1.5米的小铁圆锅(尾锅);尾锅下方就是烟巷进塔火门,联通上小下大通高15米的塔炉。整条河布局前低后高,逐级抬升,由耐火冒子石、蹬蹬石等石料和盐(泥)砖构筑,用沙泥糊填而成,表面再铺上煤渣。每条河共安置九口ào(钅敖)子(盐锅),两条河合计18口ào(钅敖)子。 一座平锅灶用工23人。工种分为制盐、生火、助理制盐工各6人,轮替例假3人,顶替病事假2人(又称支援班)。每天上午8点、下午4点和晚上圆钟三班倒,做三天休一天,十天一轮。实际上每条河每班次3个工人当值。 制盐作业线上各工种的工人都各有其职责。经晒水台枝条架预先浓缩过的井卤从卤水池输进塔炉,经填充物(一个塔装14~15层青砖约1500匹,其上再码2~3层耐火节节石100件)在塔内迂回下滴,直接与上升的余热接触浓缩后,出塔卤流进泵池,由司泵组值班工泵压至净化桶。再由制盐工加进石灰乳中和酸碱度,澄清后流进储卤桶,助理制盐工把桶底卤脚放进滤卤池,回收卤水道司泵池后,即将卤脚排弃。储桶卤水浸泡冰土后,分注各锅蒸发。所以云安盐厂的上空全年都笼罩在烟雾蒸腾之中。 接班时,制盐工检查塔炉,用铁铲理净前面盐锅泥皮(锅垢),用菜油渍锅,用铁锨撮上一班产盐到冷盐仓,挑弃卤脚。助理制盐工准备过滤工具,用铁铲理净后面盐锅泥皮,配合渍锅、挖煤。生火工挖煤,加水拌和,检查炉火燃烧情况。 当班时,制盐工指导盐锅之间的卤水调度,提高蒸发效率,保证质量和产量。助理制盐工手执长柄木瓢负责将盐水逐一向后面盐锅转,支起木架和筲箕,铺上包布过滤波美23度浓卤,过滤后浸透和排除卤脚,洗好过滤工具,送交应修理的铁制工具。当尾锅里咕噜咕噜结出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一大锅白中泛黄的乳头状盐花,制盐工和助理制盐工共同起使用铁锨、掏耙和撮箕将盐起到旁边的澄盐盆(大木盆)移交下一班。生火工加炭做到勤、薄、快,节省煤炭、火烧正常。不蔫火、不死炉。 交班时,塔炉洒卤必须正常,盐锅卤水装好,火床燃烧正常,工具交清。 父亲作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早在1956年就入了党,是十四灶的党小组长,十四灶下河(靠近云江公路一侧)的制盐工。父亲和工友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在灶房里忙前忙后忙内忙外。父亲的那班同事都已凋零,只有音容笑貌还有些许残留,他们的名字基本都忆不起了。 生火的叔叔守在锅门子那里,将上河煤(来自鱼泉、向阳)与少量下河煤(来自麦地坡,容易结硓)按一定比例挖取、加水拌合,然后打开铸铁炉门用长柄的炭铲将煤炭送入充满烈焰的炉膛,适时抖动,让煤炭落在火床的合适部位。并不时透过炉门上的小孔检查炉火的燃烧情况,用长短不一的铁钎、钩钎(挠火钩)疏松火床煤层或摇动活动炉桥,使煤渣落入下硐。有时还要转到外面下硐去,用长铁钎将烧结成蜂窝状的炭渣子捅掉。 下硐是灶房火膛通风出渣的地方。球场坝东侧那一排灶房的下硐口全都朝向坝子一方,方便板板车出渣。下硐用条石砌成外高一丈后高二米、前宽一米半后宽一米三外宽内窄的八字形,上方的炉桥由10根六尺八寸长的生铁方棒排列而成。炉桥有时会断掉,生火工换装之后会将废弃的炉桥暂时搁在下硐里。一帮经常在附近游荡的男娃儿(长大后我也曾加入其中)发现有这等值钱的宝贝,心痒难耐,瞅准机会,就会乘其不备伙同盗走,敏捷而果断但同时又是战战兢兢地搬到石咀上工矿公司的收购门市换成钱,然后二一添作五瓜分掉。 昆哥得到的那份钱一般又陆陆续续地转交给了小四川上下两端和球场坝中间的那三个娃娃儿书摊的摊主手上,换成了许多故事装进脑袋瓜子里。至于电影院大门坡坡下方摆在方凳或木条桌上装在玻璃杯里用玻片盖着的一分钱一杯勾兑了或红或黄或绿色素和糖精的凉水,即便摊主在接钱之后还要取出香精瓶里的竹签(一截刷把签)在杯子里gǎo(扌告)一下,让它染上橘子或香蕉的芬芳,我也舍不得这样子浪费钱。在外面玩渴了,就跑回家喝土陶钵里用海金沙、夏枯草、折耳根等泡制的凉茶。 盗卖废铁这事儿一般都是结伙进行的,单独一个人的话,打死我也没有那个胆儿去做。全过程要一气呵成,生怕遇到哪个大人从中来插一杠子。饶是如此,我也会心跳加速,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在球场坝玩着玩着,一泡尿憋不住尿了,跑进下硐里痛痛快快地撒在炭渣上。然后——然后——背上怎么湿漉漉的呢?醒来才晓得又是在铺上画了地图,都湿过了河。妈妈嗔骂道:“你天亮了去站在地坝里,给我把棉絮顶起晒干!”当然,最终都不用我去顶起晒。妈妈将竹竿搁(kò)在梯道上方的瓦屋顶和张王庙背后的围墙上,把尿骚儿棉絮搭在上面。 这个梦境曾经重复过若干次,每次都是那样,没有一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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