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
云阳的根 并不在这座 一半是废墟 一半被抛弃 的所谓老县城里 云阳镇的历史不过几百年 当所有见证县城搬迁的人作古之后 云阳的来历 便很少被人知晓 …
其实云阳的根并不在这座一半是废墟、一半被抛弃的城市里。 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几百年,当年所有见证城市搬迁的人已经全部作古, 云阳的来历也很少被人知晓。 云阳的历史和盐是分不开的。 长江不断的把云阳的盐运向大江南北,换回来的是茶叶、银子。 就这样支撑起了云阳千年的富庶。 那个时候的云阳城并不在长江沿岸,而在里这座老城还有15公里的云安古镇。 因新搬迁的地新城处云安南面,故称云阳。 云阳老城的人说,人们把盐称作“盐巴”、“盐巴”的,实际上意思是“巴盐”——巴人之盐。 12月13日12时,我们进入云安古镇。 在路人的指引下,云安的标志性建筑——陕西箭楼赫然出现。 陕西箭楼和它周围的清代民居构成了云安古镇的主体。 住在这些老房子里的云安人都说:“陕西人的房子修着宽敞,一家人住在里面也不挤。” 一股青烟从陕西箭楼中飘出,不一会儿就薄薄的笼罩了这片古老的民居,云安人都知道,这是旷老太在熏腊肉呢。 今年82岁的旷功桂老人是陕西箭楼的敲钟人。 六层高的陕西箭楼上的那口铜钟是全城人的时间表,云安的人自古就按钟声起居。 声入云霄的钟声已经伴着旷氏的子孙走过了七代。 我们见到旷老太时,老人正在一间黑暗的小房子里用红薯杆和松柏枝熏腊肉。 邻居告诉我们:镇上的人吃腊肉都是去市场上买,整个云安只有她还自己做熏肉吃,也不给别人卖。 重庆电视台的《三峡大移民》播出后,就不时有媒体上门采访这位云安的最后打钟人和陕西箭楼。 陕西箭楼2000年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几十年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陕西人来到院中。 面对我们的提问旷老太恪守着某些自已缄默的原则。 对于她来说,现在的生活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老人告诉我,尽管三十多年已经不敲钟了,但是她没事总会爬到楼上看看大钟:“这个钟声音亮,敲起来不但镇子上的人能听见,周围村子里的也都知道几点了。全城人就靠这个认时间,三楼(陕西箭楼三层)有一张床,打钟人就住在里面,房子里有从清朝就传下来的自鸣钟,自鸣钟一响,就往楼上跑。” 镇上的人都记不清楚钟声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云安消失的,也忘记了这座钟的模样。 在陕西箭楼的顶层,我们见到了这座道光十六年间铸造的大钟。 大钟已经布满了灰尘,经过日积月累的敲打,钟身上已经有了一个碗大的缺口。 三楼上供打钟人休息的地方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床板,木梯狭窄而腐朽,楼道边窗户上挂满了老人熏好的肉和香肠。 旷老太不嫌弃这些 ,楼下的院子里用了几十年的水磨石盘、竹箩筐都在发挥着作用。 陕西简楼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就这样在钟声中传承了下来,只是他们不知道,随着云安镇的整体搬迁,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对于云安古镇来说,受陕西箭楼上的钟声影响最大的是盐场的工人们。 至今盐场的工人回忆起当年父辈的经历都清楚的记得“敲钟下班,盖章拿钱”的俗语。 旷功桂老人说,敲钟人的工资最开始是盐场给,报酬一个月一袋米,后来盐场有了自己工作时间表。 她的工资就由镇里发,每个月14元钱。 陕西箭楼刚好在三期水位线175米之下,属于应该搬迁的范围。 175米的水位线把这个镇子分成了两部分,陕西箭楼将和张飞庙等地方一起迁到云阳新城对面的盘龙镇,而旷老太会不会和箭楼起迁走她也不清楚。翻开云安的历史,我发现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和陕西人的关系竟然密不可分。 迁到长江边的云阳老城的历史不过二百多年,面对这次县城的整体迁移,没有根的云阳把自己千年积淀的盐和陕西箭楼留在了云安古镇。 清朝时候三峡 8个省的大商号最有名,他们是: 做盐的陕西人,建有锅盔庙; 做票号的山西人,建有财神庙; 做棉花的湖南人,有江南会馆,还有做布的江西人,做银楼的浙江人…… 从清朝刚开始陕西人来这里做盐的生意,他们在这里开设了盐场,用这里特有的盐水熬盐,从而写下了云阳和三峡盐运的辉煌一笔。 云阳关于盐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以前。 相传,汉将樊哙在路旁草丛中看到一只像狗一般大的白兔,他立马张弓搭箭,一箭射去,伤了白兔,白免负伤带箭急剧逃跑,最后追到了汤溪河边一个坝子上,樊哙令随从拨开芦苇寻找。 他们发现一个地洞,洞口半遮半掩地盖着一块石板, 这是一口盐泉,当地人一桶一桶地将泉水拉起来,然后架起大铁锅,用柴火熬煮,终于熬出了白花花的盐巴。 这口盐泉就是三峡地区的第一口盐井,因为是追赶白兔时被发现的,人们就叫它“白兔井"。
盐从此以后就和云安成为一体,云安汤溪河成为了川盐出川的一个重要通道,商客、背夫、船夫日夜穿梭于其间,街上的石板路布满小窝,那是背盐的挑夫拄着竹棍休息时磨出来的。 200多年前的一次水文变化,彻底改变了老县城云安的命运。 因为从这里汇流进长江的支流汤溪河水位下降,无法把盐方便的运出去,新县城搬到了长江边上水运便利的云阳。 失去了盐运,云安古镇的富庶停留在了2个世纪前的格局上。 在箭楼路六附四号,我们走进了周勇的家,40岁的周勇是云安盐厂的职工。 周家祖祖辈辈一直和盐打交道,是当年镇上知名的盐商之一。 周家大院古香古色,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周勇告诉我们,房子是祖上传下来了,已经经历几代了。 老祖宗是和陕西人一起做盐的生意的,房子也是那时侯修建起来的。 周勇和儿子在石阶上的天庭里惬意的吃着午饭,一个虽有些残破但雕工精美的红木梳妆台随意摆放在旁边。 院子里的大鱼缸和假山摆件都透出那个久远年代的气息。 “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 上了年头的老东西,可以说都是文物,文物多了,也就谈不上保护了。” 周勇用平谈的语气回应着我啧啧的目光。 周勇家在三期工程的水位边上,不在拆迁的范围, 但是他还是想到新城去生活:“那里比这里暖和,出门也方便,人怎么也应该活在城市里。” 周勇说:“我们盐场也要迁到新县城,现在的效益不太好。云安主要靠熬盐水出盐,而云安的几口老盐早已经没有盐了,现在云安的盐场都是靠从外地买盐水加工,搬到城里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云安以前很富,人们那个时候都说'女娃子,快快长,长大嫁到云安场。' 云安现在很多人没有工作,靠国家的低保生存,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在云安盐业分公司六号仓库,我们看见了那些成袋的盐等着货车的到来。 工人们悠闲的坐在旁边聊着天,对面工厂大门的墙上“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堂”标语依稀可见。 似乎云安的时光还是几十年前不曾改变过。 从云安镇往回赶,, 路过的大小车辆上都贴着“新县城"字样的牌子。 几乎没有车开往云阳,老县城的记忆似乎从今天起开始被人们渐渐遗忘,命运如当年繁花似锦的云安盐场。
无偶之城 云阳近年来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 在一些简易的旅游路线图上,张飞庙的红圈圈就意味着云阳。 2002年10月7日,张飞张桓侯,这尊云阳人最崇拜的神,三峡库区最老的移民,连同他庙里的每块砖瓦,开始陆续移向30公里外的盘山镇,等待为期近一年的复原。 瓦砾堆里的云阳城一夜之间失去了偶像。 飞凤山顶再也没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悲壮的乐曲从扩音器里传出。 从云阳码头向张飞庙看去,曾经热闹非凡的场面已经人去楼空。 山下专供游船停靠的码头和上山的石板路上都空无一人,张飞庙搬迁之后,这里成为一片废墟。 云阳人说,这里原本没有什么当地人,都是庙里的管理人员和附近村子里的人,张飞庙迁了,他们也都跟着去了。 云阳的这处最大的胜景,缘于一段民间传说:张飞被属下杀害之后,头颅随江而漂,被一渔翁捡到,张飞托梦给老翁,背着头顺江而下,走到哪里走不动了就安葬在那里,于是就造就了张飞身埋阆中,头葬云阳的传说。 老云阳人都称张飞为张王菩萨,每年来这里上香保佑一年的平安。 张飞庙成为云阳及周边地区民俗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江上往来的船工特别是云阳人很相信张飞的神力能保佑人,很多外出打工的云阳人临走前都要去放几串鞭炮,烧几炷香,拜祭拜祭张飞。 张飞在云阳完成由人到神的漫长转变的同时,更成为了附近村民的衣食父母。 65岁的王喜顺已经在张飞庙摆了整整十年的香火摊子,从张飞庙搬迁之日起,他的生意也就断了。 老王家在水位线上,不用搬迁。 十年习惯一朝打破,老王婆不习惯:“以前的张王庙会哪个阵势,可惜啊。” 连老王也知道,张飞庙的搬迁总共要花7200万元。 除了按照原型从新整合之外,名不见经传的张飞夫人也搬入张飞庙。 据说,是为圆张飞千年夫妻分离之苦。 作为建国后最大的文物整体搬迁工程,张飞庙所有的木刻都被专用药材熏蒸过一次,以杀死蛀虫和虫卵;一旦出现一点细微的裂纹工人用德国进口的“胶水”将其粘合起来,甚至那些断裂的砖头,也将在重建时被利用。 当然这还不是搬迁的全部,在张飞庙新址,会再造原有地形,人工开凿一条山涧,以保持原有景观; 复建时,屋面、脊饰、沟都会按照原建筑形式、尺寸、做法恢复,就连庙内原有的100多裸树,也将按原样移栽在原来所处的位置。 对此,很多文化人颇有看法。 有人对我说:“张飞庙只是一个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地方, 对这种东西有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去保护?” 也有人表示支持“完全复原可以保持原貌,吸引更多的游客,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失去了偶像的云阳老百姓却普遍不理会这些争论,没了张飞庙,这新云阳还是云阳吗?
路上
从12月10开始的八天里,我们在三峡水库即将淹没的632平方公里陆地中走过,感觉旧城的传统和新城的气息。
以期记录下在这最后一段日子里,峡江边的人们和他们千年繁衍的城镇的轮廓。 当我们乘着快艇翻过大坝,看着两边飞速掠过的城市,树木、村庄已经变的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已经和长江最奇峻、壮丽的三峡挥手告别了。 在这八天的日日夜夜,在沿江的城市里,我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从攀读到深入,从努为一面到躺悉了解、相互信任乃至成为朋友。 我们也曾经疑虑:这样会破坏一种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让照相机和文字背后的我们丧失某种天然的优势,以至于带来不必要的倾向。 但是面对沿江即将无亡的城市,因此改变生活的人们,我不能面对一个孩子在讲述他的不幸经历的时候,始终保持一种近平无情的冷静。
在涪陵码头上,冲着我们笑着做个揖儿的老汉; 在丰都老城,带着自己儿子出来闯荡江湖的发廊女; 在云阳古街深夜里依时不肯打烊的小吃摊老板; 在巴东5元钱一晚上的窝棚里,精明能干的土家女子。 他们是真正要告别三峡的人,我们都仅仅只是一个过客。 在成千上万游客相挤在游轮上争相从重庆或者宜昌开始进行告别三峡游览的时候,对于船下最底层甲板上“五等散”来说,这只一个“上水”、或者”下水”的移动,他们表情的冷漠和游人的欣喜,画了三峡对于两种人群不同的影响。
?在沿途的路上,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记录着这种不同的影响和人们的感受,记录着沿江城市里人们的搬迁。 当朴实的三峡移民将要背井离乡远去它方,他们抹去离别乡土和亲人的眼泪,收拾起寒酸的行霞,满怀懂憬在他乡延续自己的生活。 我们做乎能够感觉到,三峡人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看待即将沉在水底的都市,和印将告到的故土。 作为记录者,当我们开始上路并且触模到这种感受之后,作为记录者的角色就不由地转换。 最后我们发现。 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文化类型等能够解释的问题。 我们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但最终我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谈话; 记录在相机和文字后面我们的反应和直觉,然后把它们呈献给更多的人,让大家永 和我们一起思考。 思考那些稍纵即逝中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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